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办公室会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联合印发《关于做好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强调了信用信息归集的重要性，并要求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领域信用承诺制，推进知识产权领域分级分类监管，依法依规开展信用约束激励工作，以及做好信用信息修复工作，并加强重点环节信用监管。这些措施旨在推进知识产权领域诚信体系建设，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为深入探讨如何进一步强化知识产权领域的信用监管体系，以有效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整体水平，本网特邀请中国政法大学品牌与社会信用研究中心主任、北京信用学会副会长兼知识产权信用专委会主任刘瑛教授，就这一议题接受专访。

中宏网记者：在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领域信用承诺制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一制度对于我国知识产权保护将产生哪些深远影响？由该文件看来，信用监管突破点是否可以放在信用承诺制这一创新点上呢？

以下为刘瑛教授访谈内容：

《关于做好知识产权领域信用监管工作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提出建立健全知识产权领域信用承诺制，抓住了知识产权领域诚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核，将信用监管突破点放在信用承诺制上，旨在加强知识产权领域的信用体系建设，多维提升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首先，按照《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和《关于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意见》的相关部署，特别是《“十四五”国家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规划》之（七）加强知识产权协同保护部分提出的“加强知识产权领域诚信体系建设”的要求，在2023年3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的《2023年全国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方案》基础上，加强信用监管，充分发挥标准指南的规范引领作用，推进知识产权保护立体化评价体系建设，全面加强知识产权行政保护，继续加大对重点领域、关键环节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打击和治理力度，实施知识产权全流程管理和保护，高质量推进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不断提升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水平。

可见，在知识产权采取行政执法保护与司法保护并用的“双轨制”基础上，信用监管已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立体化的“第三维”。

其次，将知识产权监管置于前端，引入信用监管机制，加强企业资质准入及具体经营过程监管，从事后防御转向事前监管，对企业创新进行全方位保护。体现在：

第一，鼓励市场主体主动作出信用承诺，这有助于提高市场主体的诚信意识，促进自律。

第二，加强不同部门之间的信息互联互通，实现信用信息的有效共享，这有利于形成跨部门、跨领域的联合奖惩机制，提高监管效率。

第三，根据市场主体的信用状况实施差异化监管，对守信者给予更多便利和支持，对失信者采取更加严格的监管措施，这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提高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第四，鼓励社会公众参与知识产权领域的信用监管，通过多种渠道收集反馈意见，这有助于增强监管透明度，形成良好的社会共治氛围。

再次，信用监管是实现社会信用目的、保障社会信用秩序的重要一环，大数据环境下，监管对象性质的质变，给信用监管带来了技术层面和价值层面的新变化。信用监管面临新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必然也要在大数据环境下重新构架自己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的构建，内在地要求强化法治思维，深化信用监管规则与标准。

刘瑛教授提出：契约式的信用监管，是指监管者与被监管者平等地签订契约，约定监管的范围及基本内容，按照契约规定的时间和范围进行信用监管。这种监管方式并不意味着被监管者地位的改变，也不意味着作为特定监管者的行政机关公权力不复存在。而是公权力机关对自己的权力进行自我限制，实质上是一种监管方式的优化。也就是说，契约式监管并不是对监管的一种规避，而是监管者实行“放管服”的有效体现。

在大数据背景下，建立契约式信用监管制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信用监管面临着数据采集不全面、不真实的问题，通过契约的形式，确定信用监管的内容能较好地规避这一问题。在法治思维下通过监管者与被监管者之间契约关系的建立，利用契约所体现的诚实信用精神既可以更高效地规制信用监管问题，也符合信用体系运行的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