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宏观调控既要反通胀又要促增长

        当前，全球经济很可能进入了一个“低增长、高通胀”的新阶段。

　　对于全球增长，有两个重大因素正在发生变化：一是IT革命和创新浪潮在2000年下半年发生调整之后，支撑美国消费和房地产的金融创新和信用创造在2007年陷入危机。二是为世界提供低成本要素和进口需要的我国经济，也进入一个用工、土地价格和其他要素价格、生态环境成本和社会成本大幅上升的调整时期。这意味着长期抑制全球通胀和促进增长的技术进步、全球化和金融创新、低成本要素供给等因素进入了一个长期结构调整时期。

　　对于全球通胀，也有两个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全球出现的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特别是金融市场的一体化，使美国可以在相对宽松的货币环境中保持低利率以抵御衰退，同时不用担心通胀压力。这是需求端通胀压力的货币基础。二是成本推动的作用。从2003年开始，全球经济复苏带动了对上游资源性产品需求上升，但并没有很快传导到下游产品的价格上。2006年以来，需求上升、投机盛行、美元贬值等因素与相对宽松货币环境的结合，导致原油、粮食以及原材料价格急剧上升，并传导到了下游产品，出现了明显的成本推动下的全球性通胀压力。需求端和供给端交织作用，形成了目前的全球通胀环境。

　　在全球化造成了日益紧密经济联系的情况下，美日欧经济减速，金融形势动荡，投机蜂起，油价、粮价、资源价轮番上涨，势必影响到我国经济。由于缺少合理、有效的全球化管理机制和宏观政策协调手段，世界各国都难以协同应对当前局面。这既加大了我国输入型通胀压力和经济下滑的风险，又增大了我国产品和出口结构转型升级中失业增加的压力，更增加了我国宏观调控的难度。

　　国际经验：应对全球通胀压力与衰退风险的宏观对策

　　应对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经济形势，美欧宏观调控的经验教训值得重视。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西方各国宏观调控的理论和政策依据，主要是凯恩斯的宏观理论和需求管理政策。在实践中，这套政策组合确实熨平了长期波动，自此再也没有发生过经济大萧条，但也带来两个副产品：一是经济“滞胀”;二是市场的作用受到政府管制的抑制。

　　1979年，西方宏观调控发生重大的变化，从为实现充分就业而宽容通胀，转向了严格的反通胀目标，但欧美的宏观政策组合不同。欧洲宏观调控的目标是在反通胀的同时，实现一体化并启动欧元。因此，其政策组合是“双紧”。包括对财政赤字相当于GDP的比率、通胀率等实行严格限制。其结果，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成功把通胀率控制在3%以下并于1999年启动了欧元，代价是失业率高达10%左右并长期低速增长。

　　与此不同，美国在实行紧货币以反通胀的同时，推动了财政结构性改革以提高供给效率，包括大幅降低企业税费，削减教育和社会福利的开支，增加了军费和军事研发的支出，鼓励联合研发和出口，减少对经济的管制和干预等措施。在货币政策上，美国保持了高利率政策，既反通胀，又吸引资本流入为其赤字融资，导致了长达5年的美元升值(升幅约35%)。在财政政策上，由于政策重点从需求管理转向供给管理，既避免扩张性财政刺激通胀，又通过鼓励开放竞争，鼓励企业新增投资和创新，鼓励军事研发在信息技术领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鼓励官产学研一体化转化技术，鼓励出口。其结果是，美国从 1991年3月开始进入信息技术革命带来的长达10年的低通胀、高增长的“新经济”。作为美国宏观政策调整的一个代价，从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元升值到日本泡沫经济破灭，日本陷入10年的经济停滞。

　　我国当前的宏观政策既要反通胀又要促增长

　　当前，反通胀应是我国首要的政策目标，问题的关键是采取什么宏观政策组合，可以促增长，特别是必须同时应对可能出现的外部冲击或内部不稳定波动产生的经济下滑。一是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已经不能再延迟了。由此将产生农民工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加、土地和水的成本以及其他资源的价格上升。这意味着我国劳动力成本相对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这将改变我国传统的低成本比较优势，形成更高技术含量、更高增值水平、更新产品结构的新比较优势。二是这些改革措施一定会改变上述要素的相对成本，形成成本驱动型的通胀压力。如果再与国际输入型的价格上涨冲击相结合，与相对宽松的全球货币环境及国际资本投机相结合，就可能形成总量和结构冲击交织影响。对此，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政策组合来应对。

　　首先.反通胀的大局应坚定不移的。解决短期资本流入的方向不能变，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协调一致的方向不能变。在这个前提下，所有的政策组合在松紧之间要搭配好。当调整一类要素的相对价格时，必须有前后一致的紧缩性政策措施与之匹配，否则，很容易影响通胀预期，抵消货币政策效果。同时，工资政策和财税等政策之间的匹配也很重要。采取货币政策的同时，应避免相互攀比的工资上涨造成物价和工资的螺旋性上升，避免奢侈性消费和非生产性消费过快增长，避免总量扩张性财税措施的同时频繁出台。

　　其次，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同时创造就业。由于相对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趋势，一方面，应鼓励和扶持企业提升技术、管理和市场综合运作能力，形成新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另一方面，应提前考虑下一阶段必然出现的机器排斥劳动力、产业转型排斥劳动力、产业转移排斥劳动力所产生的失业问题。基本思路是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包括中小企业加快产品转型、向中西部转移。目前的政策主要是“一刀切”，缺少从发展阶段和具体国情出发促进中小企业结构调整的配套措施和财力支持。

　　再次，应考虑采用深化改革的方式促开放、促发展。前30年，主要是通过扩大开放的方式促改革、促发展。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重要抓手之一。下一阶段，从外向型的发展战略转向内需立国型的发展战略，要求激励导向转向培育内生性增长因素。这就要求通过深化改革，完善发展企业自主创新、自主品牌、自主营销的能力，实现生产、贸易和金融企业协同“走出去”;完善发展企业节能优先和环保优先的能力，实现结构转换、技术进步、管理创新和全球配置节能减排网络;完善发展为制造和生产提供中间增值服务的支撑体系，实现物流和运输、金融和保险、研发和创新、专才和专业服务四大生产服务领域的转型升级。

　　全球化条件下治理通胀的确是件很困难的事情。所有的问题都需要综合协调来解决。如，人民币升值、加工贸易方式调整、资本项目开放等。反通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根本上讲，通胀也是我国经济快速转型和发展中必然伴随的问题，既包括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之间的协调出现的问题，又包括整个发展战略转换发生的问题。这些都是下一步需要认真对待和加以解决的。